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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古代语言学有自己的发展道路

归档日期:05-16       文本归类:普通语言学      文章编辑:爱尚语录

  在多年教学工作中,我深深感到,中国古代语言学研究历史悠久、遗产丰富,历代有语言学家、语言学专著,我们应该好好学习继承并发扬光大。

  由于多年来重视不够、学习研究不够、对外评介宣传更不够,过去在西方语言学家的语言学史著作中,很少有中国语言学。其原因,一方面是由于文字障碍,他们对中国古代语言学知之甚少;另一方面,他们以印欧语言为主,认为语言科学建立于19世纪,因为当时欧洲已有历史比较语言学,由此产生了普通语言学。他们认为在此以前的语言研究,特别是东方民族的语言研究,是所谓“科学前”的语言研究,或被称为“语文学”(Philology),尚不能称为“语言学”(Linguistics)。这种理论当时影响了我国语言学界。但是,中国古代语言学是不科学的语文学这种说法,是不符合中国古代语言学实际的。

  中国古代语言学历史悠久、成绩辉煌,放到世界语言学中去比较,也是毫不逊色的。其中有的研究成果十分卓越,例如西汉(公元前206年—公元23年)的扬雄,历时27年,完成世界上第一部调查研究各地口语方言的著作《方言》。他科学地分析出方言、通语、古今语及其关系,并能记录出汉代方言分布概况,其价值是很高的。郭璞《方言注序》称其为“真洽见之奇书,不刊之硕记也”。又如东汉(公元25年—公元220年)许慎著《说文解字》,这是第一部系统说解文字的语言学专著。《说文解字》分析汉字的结构规律,首创“部首”,至今已有两千年,我们现在查字典还在用他所创立的部首。一部著作,跨越两千年还有生命力,这在世界语言学史上也是少有的。

  我国古代语言学只是由于社会发展不同、语言特点不同,有着自己的发展道路。我国古代语言学家是以汉语汉字作为研究对象,分析研究出汉语汉字的一些客观规律的。秦汉时语言学研究逐步兴起,西汉时有《尔雅》和扬雄《方言》,东汉时有许慎《说文解字》和刘熙《释名》,从而兴起了古代的“训诂学”和“文字学”。又汉末魏晋时代,佛教传入、梵文影响下语言学家能联系汉语实际,进行对比研究,创造性分析研究出汉语的声、韵、调系统,从而又兴起了古代的“音韵学”。可以说,汉代语言学的成就,标志着我国古代语言科学的建立。

  中国古代语言学,其研究成果能自成体系,并有其特色。现仅就其治学方法,谈一点体会。

  中国古代语言学之所以在汉代兴起建立,并首先兴起训诂学、文字学,是和当时的汉语发展以及社会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的。先秦时期,文字异形、语言异声,秦始皇统一后,实行“书同文”,说明当时语言文字的复杂情况。这种情况到了汉代,首先集中表现在“经”今古文之争上。汉代统一后,在文化思想方面的举措主要有:独尊儒家、发动民间献书、立五经博士。汉代收集儒家经典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易经》《礼记》《春秋》这五部书。儒家经典,经秦火后,大部分焚毁散失。汉初只好由一些儒生口授,用当时的文字隶书记录下来,这就是“今文经”。而“古文经”是指先秦时用大篆或籀书书写的儒家经典,由于朝廷鼓励献书,时有发现。

  “经”今古文的问题,开始是指经书的字体不同。后来董仲舒创今文经学,立于学官,为朝廷服务;而古文经学家卫宏、贾逵、马融、郑玄多从文字、训诂、名物制度方面为经书做注,形成两个学派。汉代崇尚经学,汉成帝时博士弟子有三千多。当时皇帝下诏,吏民上书都要引用经文。儒学和仕途结合,因此,不仅朝廷要办学,地方也要办学,从而较广泛地促进了对语言文字的研究。我国古代第一部语言学专著《尔雅》,就是由于汉代经学兴盛,服务经生(汉代学官)解经的需要而由多位儒生逐步编著而成的。《尔雅》是一部训诂汇编。又如古文经学家贾逵是许慎的老师,许慎著《说文解字》受其影响,并和汉代崇尚经学有关系。

  总之,汉代兴起的语言研究是联系实际的,联系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实际、联系了当时汉语汉字的实际,从而使训诂学、文字学兴起,标志了中国古代语言科学的建立。

  人类文化之所以不断发展,其中重要一点是善于继承发展。例如,许慎在《说文解字序》中说:“博采通人。”在他著《说文》之前,已有不少字书,如李斯《仓颉篇》、史游《急就篇》等,已先后收录5000多字,另外还有《尔雅》《方言》等。许慎著《说文解字》在前人基础上增收,总字数达到9353字。他不仅在收录汉字数量上增加了,而且进一步解释汉字的形、音、义,分析总结出汉字的结构规律,并首创“部首”,是创造性的继承发展。段玉裁在其注《说文解字序》中称其为“此千古未有之书,许君之所独创……”。《说文》是第一部系统说解文字的语言学专著,是奠定汉代语言学并对后世语言学研究有很大影响的语言学专著。

  清代语言学在继承发展方面是十分杰出的。汉代的《尔雅》《方言》《说文解字》《释名》等传到清代,由于时间久远,文有讹舛、注多脱落,经清儒加以整理校刊,深入考证研究得以发扬光大。

  中国古代语言学从汉代起,治学方法就比较严谨科学。如扬雄能以口语方言为研究对象的进步观点、实地调查的科学方法,分析出方言、通语、古今语及其关系,并能记录出汉代方言分布概况。在他七十岁时(公元17年),当时王莽的国师刘歆写信给他,要这本书看。扬雄在《答刘歆书》中叙述了撰写这部书的动机和经过,又说明因全书未定,不便示人。如刘歆威逼他交出此书,则“缢死以从命”,可见他对毕生精心之作的严谨和挚爱。又如许慎著《说文解字》说明了形体、意义、声音三者的相互关系,以三者相互沟通的研究方法来探求研究古代的语言文字,这是研究语言文字的重要方法。

  中国语言学发展到了清代,顾炎武开其端,其后人才辈出。顾炎武的治学方法:其一,十分重视第一手资料;其二,广求证据。他研究古音学时,首先重视先秦时代的《诗经》押韵,以及其他韵文押韵的第一手材料。又从谐声、异读、音训、方言等方面求证。例如,他为求证“行”字古代只有“杭”音,其材料竟有372条之多。顾炎武开一代学风,戴震、段玉裁、王念孙等理论认识比较进步,研究方法比较科学,尤其是研究学术问题时平等讨论、以理服人的优良学风值得我们学习。

  中国古代语言学是我们祖国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,之所以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,正是由于古代语言学家们善于联系实际、善于继承发展、方法也比较科学。这些优点依然值得我们认真学习,希望青年学者、研究生能对古代语言学进一步学习研究,并加以发扬光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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